东西问丨柴平平：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中国陶瓷技术史？

中新社银川6月18日电 题：为何说(shuō)苏峪口瓷(cí)窑址改写中国陶瓷技术史？ ——专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(sòngyuán)明清考古研究室主任柴平平 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主要(zhǔyào)窑场，也是目前中国发现(fāxiàn)最早的西夏瓷窑址，瓷窑址首次揭示出宋(chūsòng)、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、构成及工艺流程，对于中国同一时期窑场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 苏峪口瓷窑址先进的瓷器烧造技艺从何而来？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了(le)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？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实，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？近日(jìnrì)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宁夏文物考古(kǎogǔ)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shì)(基建考古室)主任、副研究馆员柴平平，对此(duìcǐ)进行解读。 现将(xiànjiāng)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 中新社(zhōngxīnshè)记者：苏峪口瓷窑址是如何被发现和发掘的？ 柴平平：苏峪口(sūyùkǒu)瓷窑址位于今宁夏(níngxià)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(guójiāsēnlíngōngyuán)内约10公里处，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，系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进行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存考古调查(diàochá)时发现，地表残存窑炉13处，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。 整个窑址区位于山坳处(chù)，大体(dàtǐ)呈梯形，南宽北窄。所在地势北高南低，两侧高、中间低，中间有一较大冲沟(chōnggōu)，窑炉位于冲沟两侧的坡地上，大部分(dàbùfèn)窑炉残存部分窑壁。窑址西南距拜寺口西夏寺院约15公里、距西夏陵约40公里。 2021年至2024年，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、探寻(tànxún)西夏陵等出土细白瓷产地相关(xiāngguān)学术问题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(fùdàndàxué)对Y1—Y6的6座窑炉进行正式(zhèngshì)发掘，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，出土大量全新的高质量精细白瓷产品(chǎnpǐn)与各类窑具等，并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、煤、石英(shíyīng)、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。 苏峪口瓷窑出土的白瓷板瓦。宁夏文物考古(kǎogǔ)研究所供图 中新社记者：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(cíqì)有何特点？其如何被确定为西夏宫廷(gōngtíng)用瓷的烧造地？ 柴平平：苏峪口(sūyùkǒu)瓷窑址出土遗物数量较多，可分为瓷器、制瓷工具、窑具、金属(jīnshǔ)钱币等几大类，另有少量铁器和陶器。 其中(qízhōng)，瓷器产品以(yǐ)精细白瓷为大宗。其胎质洁白、釉色温润，有的白中微泛青，施釉均匀，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较强；素面为主(wéizhǔ)，常见花口与瓜棱等简单装饰。依用途可(kě)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与建筑构件等，日常生活用瓷以碗、盘、盏、碟等为主，亦有花口瓶、梅瓶、玉壶(yùhú)春瓶、执壶、罐等大型的复杂造型器物，此外还有少量佛像与纺轮；建筑构件主要为白瓷板瓦、瓷质鸱吻残块(cánkuài)等。 窑具有匣钵、支烧具、垫具、火照等，匣钵整体呈圆筒状，近底腹壁有三个圆形穿孔且有较多捺窝。白色或灰白色胎，胎质较细腻，胎中(tāizhōng)含少量(shǎoliàng)石英砂(shíyīngshā)，口沿有釉，外壁多有窑汗。少量匣钵外壁有戳印(chuōyìn)“官”字。 制瓷工具包括原材料(yuáncáiliào)加工工具和坯件成型工具。原材料加工工具有(yǒu)石臼、石杵、研磨棒及石锤等；坯件成型工具有轴顶碗、荡箍等。 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(de)产品与西夏陵、贺兰山东麓(dōnglù)的西夏离宫、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构件基本一致，而且多件匣钵上戳“官”字款，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，属于(shǔyú)西夏官窑。 苏峪口瓷窑出土的(de)透光白瓷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中新社记者(jìzhě)：苏峪口瓷(cí)窑址独特而高超的窑业技术从何而来？为何称其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？ 柴平平：苏峪口瓷窑址(yáozhǐ)的马蹄形窑炉(yáolú)为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类型，是具有北方地区黄河流域技术文化特征的窑业工具。此种窑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，在宋代(sòngdài)完成了改造，出现(chūxiàn)了窑箅和排渣坑，采用煤炭作为燃料，窑炉多用条砖砌筑。苏峪口瓷窑址的窑炉在形制上采用北方地区宋代流行的窑炉类型，但在砌筑窑炉的材料上以条石建造，未(wèi)用北方地区流行的条砖，这是当时(dāngshí)窑工在新的环境(huánjìng)下就地取材的一种创新。 苏峪口瓷(cí)窑址的器物均使用匣钵(xiábō)正烧，碗盘类等器物在匣钵内多件涩(sè)圈叠烧，瓶、罐类等器物单件装烧。涩圈叠烧技术始于五代时期的定窑，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场(yáochǎng)的主要装烧技术。北方各窑在叠烧时(shāoshí)，有的会在涩圈内铺一层细沙等以使瓷坯之间分隔，但苏峪口瓷窑的碗、盘、碟等涩圈叠烧器物均在涩圈上直接叠烧，将这一技术发挥到极致。 苏峪口(sūyùkǒu)瓷窑址(yáozhǐ)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。窑址中(zhōng)器物装烧工具为直筒型瓷质匣钵，高矮不一，胎质较粗，但胎色洁白，夹石英颗粒，口沿处涂釉一圈。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的越窑，北方(běifāng)窑场使用较少(shǎo)，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，反映了其技术来源的复杂性和对瓷器质量(zhìliàng)的高要求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苏峪口瓷窑址出土(chūtǔ)器物使用了瓷胎中添加石英(脉石英)以(yǐ)改变(gǎibiàn)瓷胎性状、结构的“二元(èryuán)(èryuán)配方(pèifāng)”技术，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系首次发现，在中国(zhōngguó)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，将中国瓷胎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从元代提前到西夏。“二元配方”技术使瓷器质地更坚硬，降低了熔点，减少了变形和开裂的风险，烧制出的瓷器表面更润泽。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中，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“高石英瓷”的技术标准，是中国“高石英瓷”的最早发现。 苏峪口瓷窑出土的瓜棱罐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 中新社记者：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时期各民族交往、交流(jiāoliú)、交融的史实，为何(wèihé)说它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？ 柴平平：苏峪口瓷窑址作为西夏官窑，与(yǔ)宋(sòng)、辽、金时期的官窑比较(bǐjiào)接近，说明北宋、辽、西夏、金都有服务于宫廷的窑场，而且西夏官窑与宋、辽官窑在产品面貌、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及管理制度的趋同等(děng)，反映了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是趋向统一的，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(xíngchéng)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。 苏峪口瓷窑址的(de)考古(kǎogǔ)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，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，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(rónghé)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。辽、宋、金时期是中国历史(lìshǐ)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文化(wénhuà)交流(jiāoliú)、文化与管理制度的趋同，为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，苏峪口窑场的出土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具有难以替代(tìdài)的重要价值。(完) 柴平平，兰州大学考古(kǎogǔ)学及博物馆学硕士(shuòshì)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(基建考古室)主任，副研究馆员(yánjiūguǎnyuán)，主攻宋元考古和(hé)陶瓷考古研究。参与的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目获评“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”。参与国家(guójiā)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，在核心期刊《考古》《文物》《考古与文物》等发表相关学术文章。